而米哈依尔和伊拉则应当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

几天来，早上一醒就给伊拉打电话成了多岑科的习惯，虽然他无法告诉她任何明确的东西。

每次说的话大概是一样的：

&ldo;伊拉，我一点儿也想像不出，我这一天有什么安排。

如果有机会见面，我一定给你打电话，好吗?&rdo;

伊拉的回答也是同样的：&ldo;即使没有机会见面，你也要给我打电话，好吗?&rdo;

整天忙得团团转，就像插上了翅膀，飞东飞西不停，他真干够了。

这一对翅膀天知道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更确切地说，带到为了揭露又一桩罪行所要去的地方。

但米哈依尔没有注意飞行过程。

他知道，一小时前他在这个地方，而此刻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但他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一点也不记得了，因为他一路上只想着自己未来的妻子和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

如果相信觉的话，那么家庭生活预示着的全都是快乐和满足。

米哈依尔今天负责处理前一天被杀害的那个孤寡老太婆，尸体旁边又发现了一张舒特尼克留下的令人费解的字条。

他至少要对两个问题找出答案：舒特尼克是怎样跟她认识的，他为什么打破了自己的惯例，没有留下安葬费。

严格说来，这个惯例是很不稳定的，因为第一次米哈尔娜出事时，也没有留下安葬费。

后来留过两次，其中明晰的逻辑是看得很清楚的：米哈尔娜有朋友，他们把她安葬了，她好歹还有一些私人财产，变卖了以后可以支付这笔安葬费。

问题可能完全不在于发生第一次谋杀后舒特尼克想出了留下安葬费的主意。

但无论如何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没有给这个被害的孤寡老太婆谢拉费玛&iddot;安东诺夫娜&iddot;菲尔索娃留下安葬费。

老太婆已经八十八岁了，实际上是一贫如洗。

同楼的邻居反映死者的情况时都表示同情，并很热情。

有些人甚至记得，好像菲尔索娃有过家庭，但那是老早老早以前了。

现在弄清楚的惟一情况是，她有一个儿子，十五年前死于酗酒。

儿媳妇进门三年就跑了，他没有等到她回来，每天借酒浇愁，渐渐地，酒量越来越大，变成了无节制地狂饮。

从此后，男人再没有结婚，同母亲住在一起，不知在什么地方干着活，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治病，并且又不可收拾地开始酗酒，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喝光了。

最后，菲尔索娃把儿子赶出了家门，甚至提起诉讼，让法院裁决剥夺他的住所权。

米哈依尔在警察局对这些情况得到了证实。

关于被害者的丈夫，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三十多年前，搬进这套住宅的只有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