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敬梓以及他书中的理想文人，所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道德中的传统？书里面，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说得不错，但如果学问、功名都不讲呢？实际上，书中那些粪土功名的正面角色，除一二子外，并不讲究学问，诗文也不一定好，那么，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只是某种道德价值的看守，那么，非得吟诗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吗？

这个问题等于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剥掉一两层皮毛后，核心在什么地方。

鲁迅曾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

鲁迅的意思，似乎是以为《儒林外史》是为旧文人做的，那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兴头正浓，难怪他有此议论。

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许他会进一步说，这本书，盛世的人还是不要读了吧，读也读不懂。

每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失意者，伟大的《儒林外史》，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

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惨淡的信心，是除了《红楼梦》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

小说最后一个人物是荆元，是个裁缝，喜欢弹琴，在小说的结尾，他弹给一个老友听（那人也是个市井中人），弹完后，“当下也就别过了。”

—我相信任何当代人都不愿意沦落到这种田地，但能够想像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人，且能想像他们没有饿死，多少令人欣慰。

不读《考工记》

民间技艺自有流传。

古代的典籍，鲜有对工艺的记录，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仍然会造酒、制车、种田。

只是，若没有知识丰富的人参加，工艺的改进必然缓慢，而且无法产生出科学。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古代写工艺的书，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贵。

最珍贵的一本，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

《考工记》是工艺大全，怎么造车，怎么做食器、兵器，小到编筐，大到营建城邑，挖沟筑防，虽未必详细，却样样法度清楚。

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极少的，前人或说这本书便成于这种人之手。

但书的内容如此丰富，怎么能有那样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访问各行的工匠，记录成书。

读书人能有这样的心思，不论是出于私意还是官命，在当时算了不起。

只是陆续润饰，有些东西难免走样。

比如《考工记》说车轮要用三十根辐条，取日月之数，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

考古所得周秦古车，极少见三十辐的，大多数是二十几根辐条。

老子虽也说过“三十辐共一毂”

，但老子是哲学家，可以举其成数，不必对工艺负责。

若是工匠自己来记，当不会想到要让工艺向哲学让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为了整齐好看，以及合于他们的哲学，对这本书的加工不止一处。

仍以车制为例，按现存《考工记》的定制，车毂的长度，要合于车轮（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径。

实际情况，是要比这个短一些的，不过如实写就麻烦，妨碍阅读愉快。

《考工记》对车制的记录最详细，也最难解。

为它做注的汉代大儒郑玄，去《考工记》的时代不算很远，注解已错误百出。

比如车毂两端金属套的大小，按郑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