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

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

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

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

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

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

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

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

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

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ldo;误入歧途&rdo;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

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

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

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

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

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

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iddot;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

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

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

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iddot;科黛、维拉&iddot;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

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

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

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

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prcessdesurs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

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

但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

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

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

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发现过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