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

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作白话诗人。

《文心雕龙》说应瑒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

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

应璩（死于二五二）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

的话的意思。

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

。

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

。

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

所谓“其言颇谐”

，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俳谐。

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

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

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

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无所有。

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

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

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

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