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的传统信仰和历史经验与其所创建的世界之间有极大的一致性。

对承担起建设战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领导人来说，克服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40年代击退侵略是两次伟大的经历。

两项任务都找到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经济领域，恢复增长并推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战事方面，则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未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

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

美国开辟冷战事业，是为了保卫那些拥护美国世界秩序观的国家。

而对手苏联则被视为脱离了国际社会，但它最终必定回归。

在实现这个愿景的征程上，美国开始与其他历史性的世界秩序观迎头相撞。

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拥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新型国家开始登上舞台。

共产主义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也更加模糊。

排斥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观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武装学说形成了严峻挑战。

美国的实力无论多么强大，也开始显露出局限。

美国需要确定轻重缓急。

这些现实情况给美国提出了一个前所未遇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有始有终、最后必定胜利的故事吗？还是只是一个管理和应付无穷挑战的过程？外交政策是有终点呢，还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陷入了痛苦的辩论，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质也产生了分歧。

这一切反映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主义的另一面。

如果把美国的世界角色说成是对完美道德的检验，它必定因力不从心而深深自责。

它期望自己的努力会换来一个圆满的结果‐‐威尔逊所预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世界‐‐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永远是忙于应付偶发事件，这又令它心有不甘。

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

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ldo;二战&rdo;结束以来，为了实现世界秩序愿景，美国打了五场战争。

开战时的宏大目标几乎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众转而反对这些目标，公众的反对还经常滑向暴力的边缘。

在其中三次战争中，当权者的共识突然变成了支持无条件单边撤出。

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或因准备不充分或因考虑不周，三次中途放弃战争：越南战争是由于国会的决定，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出于总统的选择。

冷战胜利后，固有的矛盾随即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