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王文松、黄有益等27人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属新加坡第一支部，每人发党章一枚并交纳党费，父亲是其中一员。

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发给的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贴着一张像片。

他，就是父亲。

高高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洁白的圆领衬衫，一丝不苟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

在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南洋味。

这是南侨机工回国前夕由政府发的华侨登记证。

当时招募机工的条件之一是&ldo;年龄20至40岁&rdo;。

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又把他年幼的女儿请家嫂带回家乡海南岛，交给其父亲照看。

爷孙俩此后十几年不知我父亲生死，直到我的祖父病故也不知父亲身在何方。

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离别！

为能回国效力，父亲再次离别亲人。

他默默地注视着其家嫂牵着孩子的手渐渐远去……

送别之时万人空巷，离别之时潸然泪下。

与父亲同一批回国的海南机工陈宋儒（原名陈光兴），抽空悄悄记下了离别时的一幕（1939年3月10日）：

出发的时期到了。

这次报名回国的共二百零一人，被编为第二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由钟运熙任总领队，王文松和我任副领队。

团部通知我火速到新加坡报到，准备启程。

这天清晨，哥哥、嫂嫂含着两泡眼泪送我上路。

他们既希望自己的亲人永远不离身边，又希望子弟去为国立功，杀敌救亡的矛盾心情，使我好几天觉得心烦意乱，同时又眷念连绵。

这也许就是又深沉又善良的中国父老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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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名机工来说，离别，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第四批回国的机工郑亚来在时隔六十年之后，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ldo;难忘的一刻&rdo;：

回国的手续办好了。

临行，母亲给我送来一张全家照，毛衣一件，她说：中国冷。

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出生证悄悄交给我（我出生在马来亚西城镇巴生）。

她强忍着泪不敢哭，因为哭是不吉利的。

1939年4月10日，黄锦坤领队带队上了船。

我们穿着筹赈会发的淡黄色的胸前印有&ldo;新加坡回国服务机工&rdo;蓝色字样的卫生衣，外面穿着绿色军衣、军裤，头上戴着军帽，背上是灰色毛毯。

我和其他同伴一样，站在轮船甲板上。

这时船徐徐离开码头，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第二故乡的乡亲父老们，宣誓，不灭敌寇誓不返乡！

再见吧，我的出生地‐南洋！

星岛的视线在我眼前渐渐消失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