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ldo;迷拐&rdo;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ldo;迷拐&rdo;、&ldo;折割&rdo;传闻嗤之以鼻：&ldo;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rdo;。

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ldo;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rdo;。

他的第一条&ldo;依据&rdo;是：&ldo;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

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

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

&rdo;其次，他说：&ldo;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rdo;。

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ldo;幽闭&rdo;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ldo;洗礼&rdo;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ldo;灵魂得救&rdo;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ldo;暴民&rdo;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ldo;福音事业&rdo;，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ldo;指标&rdo;负责。

&ldo;指标&rdo;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ldo;慈善&rdo;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

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ldo;不肖&rdo;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ldo;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rdo;。

于是，&ldo;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rdo;。

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ldo;自供&rdo;；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ldo;迷拐&rdo;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ldo;迷拐&rdo;，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

他对洋人教唆&ldo;迷拐&rdo;、国人受托&ldo;拍花&rdo;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ldo;曲全和好&rdo;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ldo;迷拐&rdo;，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

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两结案，落得个&ldo;汉奸&rdo;的骂名。

刺马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阅兵回府途中，遇其同乡王某跪道求助，新贻正欲询问，道旁突然窜出一人，向新贻打千请安，而不转瞬间，此人已自靴筒拔出一把利刃，直刺新贻左胁。

匕首由下至上刺入後，此人又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据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

行刺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总督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

午夜，新贻伤重不治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