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则是学术评论的攻错之作。

他指出郑振铎文学史研究中&ldo;使人喷饭之处&rdo;，讥其缺乏&ldo;常识&rdo;（第95页）。

他批评郭绍虞食&ldo;洋&rdo;不化，牵强附会（第97页）。

胡适撰《白话文学史》（上册），时称名著，荫麟却能举证确凿，指出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第99-107页）。

郭沫若译歌德长诗《浮士德》，急于脱稿，匆促从事，遂致&ldo;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幾于无页无之&rdo;，荫麟择要纠正，有力打击了&ldo;伪劣&rdo;出版物。

但是，荫麟并非今日惯见的&ldo;酷评&rdo;家，他固不喜欢一味的唱赞歌，亦不轻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杀全书的功劳。

他虽批评《白话文学史》诸种不善，却仍敏感的看出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他虽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满，却盛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ldo;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rdo;，&ldo;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rdo;，实在是一项&ldo;重大贡献&rdo;。

此外，对顾颉刚&ldo;疑古&rdo;学说&ldo;误用默证&rdo;的方法论错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史实错误，他都提出过严厉而中肯的批评。

顾氏无以自解，终未回应；冯氏覆书致谢，有则改之。

荫麟尝表明自己对专业书评的态度：&ldo;一个批评者对一部书有所纠绳，这并不就表示他对于这书的鄙薄&rdo;（第223页）。

这固然是个人的信条，但也需要时代风气的培陶，以及被批评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

荫麟十七岁时指出梁启超的考证错误，启超引为忘年交，称之为&ldo;天才&rdo;；冯友兰在他死後，曾集资、主持设立&ldo;张荫麟奖学金&rdo;；顾颉刚于荫麟死後撰《当代中国史学》，赞扬其在通史、宋史领域大有建树。

若非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具幾分开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学人确具服善之勇，这些故事只怕都不会发生。

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後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ldo;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rdo;。

很不幸，一语成谶，二十年後，吴晗未&ldo;死于穷病&rdo;，而死于&ldo;文革&rdo;。

然则，荫麟之早夭固为不幸，较诸吴晗之暴毙，抑又为幸耶？

谨此纪念素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通史之断与断代之通

通史之作用，在于总结。

旧式通史，所欲总结者不外两端，一曰&ldo;理乱兴亡&rdo;，一曰&ldo;典章制度&rdo;。

新式通史，所欲总结者，则以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为要。

汉代，甫自封建制一变而为郡县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与前代截然不同，故须要一部通史来作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