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滢应张季鸾的交代去看看蒋百里，听听他的意见。

这位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学家，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是鲁登道夫的门下，著有《国防论》。

见面时，他已读过《大公报》上的社评，他说：&ldo;季鸾先生的主张绝对正确，这次与日本打仗，千万不能中途停下来，停下来便亡国，打到底日本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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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德国有一位夫人论中、日两个民族的话。

那位德国夫人熟读东方历史，在中、日两国住过多年，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有很深的认识，她说：&ldo;日本民族重小节，刚强，但因系海岛国家，胸襟不阔，气量窄小，靠武士道精神维持国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极渊博的国家，是大陆国家。

同时有极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洋国家。

人性醇厚，酷爱和平，但守旧，少开展。

同时工业不发达，因此地虽大，物虽博。

却积弱贫穷。

日本与怎么一个国家为邻，一定会引起她的觊觎之心。

假若日本一旦侵略中国，凭中国地理环境就可以打败日本，因日本绝无那么大的兵力占领全中国也。

&rdo;显然，他同意这些判断，他感叹：&ldo;如今不幸而言中，诚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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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滢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心仪的蒋百里和张季鸾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当年说的话，他们的神态举止，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思考和主张，不管相隔多少年，他都无法忘记。

&ldo;为匹夫匹妇复仇&rdo;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绝非偶然。

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

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ldo;不党&rdo;、&ldo;不卖&rdo;等&ldo;四不&rdo;著称的《大公报》。

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是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所能发挥的极限。

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

&ldo;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

&rdo;这是徐铸成的评价。

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其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ldo;调解&rdo;，抱有一线议和的最后幻想。

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

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

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一声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