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著「驱除鞑虏&rso;，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

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lso;十大起义&rso;，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

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lso;起义&rso;了四次。

计有&lso;潮州起义&rso;（五月）、&lso;惠州起义&rso;（六月）、&lso;钦州起义&rso;（九月）和&lso;镇南关起义&rso;（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lso;安庆起义&rso;）。

一九○八年则有&lso;钦、廉起义&rso;（三月），云南&lso;河口起义&rso;（四月）；一九一○年则有&lso;广州起义&rso;（二月）；一九一一年&lso;武昌起义&rso;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rso;（一作&lso;黄花岗&rso;）七十二烈士的&lso;广州起义&rso;（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

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

──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

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

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lso;军饷&rso;，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

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

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lso;文似东坡，字工北魏&rso;的名秀才。

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

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

率领他们去&lso;起义&rso;，正如古人所说，&lso;驱市人为战&rso;。

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

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

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

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lso;民报&rso;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lso;守真照相馆&rso;，谋剌摄政王载沣。

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