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

于是，他发现了&ldo;资本家的乏走狗&rdo;。

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ldo;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rdo;，&ldo;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

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rdo;。

〔32〕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ldo;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rdo;，这就制造了一个虚幻的&ldo;假相&rdo;，人们一方面怀着&ldo;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rdo;的幻想，&ldo;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rdo;，一面视与自己处于同一地位、&ldo;同在爬&rdo;的阶级兄弟为&ldo;冤家&rdo;，互相排挤、倾轧，&ldo;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地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rdo;〔33〕：如我们在第十一讲里所分析，这表明&ldo;吃人肉的筵席&rdo;正在&ldo;资产文明&rdo;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自然是他所不能接受，并必要加以揭露与批判的。

而这样的为新的奴役制度的辩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个别的存在。

鲁迅在一篇题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里，就揭露了这样一种&ldo;高论&rdo;：&ldo;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rdo;;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ldo;有理的压迫&rdo;，而所谓&ldo;有理&rdo;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ldo;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rdo;。

〔34〕这样的辩护士自然是资本家求之而不得的了。

因此，当鲁迅从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提升出&ldo;资本家的乏走狗&rdo;的概念时，他已经超越了梁实秋的个人性，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凡是为新的资本奴役制度辩护，将其合理化、美化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

而&ldo;乏&rdo;正是中国的这些辩护士的特点：他们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既无力做学理的辩解，就只有借助于权势者的权力干预来剥夺论战对手的话语权，从而&ldo;不战而胜&rdo;。

‐‐当年梁实秋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论战中，首先暗示对方是&ldo;在电灯杆子上写&lso;武装保护苏联&rso;&rdo;的口号，&ldo;到&tis;&tis;党去领卢布&rdo;的;而在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这些罪名都是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

在思想论争中，不做学理的辩驳，而想借助权力的&ldo;一臂之力&rdo;，以&ldo;济&rdo;自己批评之&ldo;穷&rdo;，在鲁迅看来，这就是&ldo;乏&rdo;。

〔35〕

这里所提出的正是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30年代鲁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在写于1931年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指出：&ldo;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

做牢靠的时候是&lso;偃武修文&rso;，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lso;治国平天下&rso;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lso;病笃乱投医&rso;了。

&rdo;〔36〕这就是说，&ldo;做皇帝做得牢靠&rdo;的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ldo;帮闲&rdo;;&ldo;做倒霉的时候&rdo;，遇到了统治危机，就希望知识分子出来&ldo;帮忙&rdo;。

&ldo;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

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rdo;〔37〕但鲁迅说，帮忙与帮闲都是要有&ldo;本领&rdo;的，&ldo;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rdo;，&ldo;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lso;扯淡&rso;而已&rdo;。

鲁迅因此而感叹：&ldo;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rdo;〔38〕

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ldo;官的帮忙、帮闲、帮凶&rdo;，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ldo;众治&rdo;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ldo;大众&rdo;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ldo;商的帮忙帮闲&rdo;与&ldo;大众的帮闲&rdo;的陷阱。

〔39〕

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ldo;帮忙帮闲&rdo;的批判，就成为鲁迅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在京、海派之争中，鲁迅即指出，&ldo;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rdo;，&ldo;要而言之，不过&lso;京派&rso;是官的帮闲，&lso;海派&rso;则是商的帮忙而已&rdo;;〔40〕而且鲁迅还发现了二者的合流，即所谓&ldo;京海杂烩&rdo;。

鲁迅分析说：&ldo;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lso;不景气&rso;，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起，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rdo;〔41〕这背后显然有商业文化的操作，鲁迅对此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在很多杂文中，都揭示了在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学术、文艺、教育……界的种种&ldo;奇闻&rdo;。

这里姑且抄录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