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醒目的，还是鲁迅杂文的被删除。

这本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批判的知识分子所难逃的文字之灾。

不过中国的作者还是有些特别的厄运。

如鲁迅说，&ldo;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

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rdo;。

因此，鲁迅在编集时就有意&ldo;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rdo;。

于是，我们发现前面读过的文章中，就被删了好几处。

这里也抄几段遭&ldo;枪毙&rdo;而被鲁迅抢救出来的文字‐‐

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ldo;反帝&rdo;的嫌疑了，&ldo;反帝&rdo;原未为中国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ldo;反动分子乘机捣乱&rdo;，所以结果还是免不了&ldo;踢&rdo;和&ldo;推&rdo;，也就是终于是落浦。

（《踢》）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ldo;弱者&rdo;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论秦理斋夫人事》）

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在那个时代，是既不准谈&ldo;反帝&rdo;，也不准说&ldo;帮凶&rdo;的。

而这些文字究竟是被谁删的，却更耐寻味。

鲁迅就认为，&ldo;《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rdo;。

〔57〕他还有一个分析：&ldo;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rdo;〔58〕

鲁迅并不讳言，他的杂文总是有针对性的，因此，文章发表以后，常常引发出许多笔战。

这就是说，鲁迅的杂文是在&ldo;和别人的关系&rdo;中存在，并在这种关系中显示自己的价值的。

因此，他提倡要编&ldo;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rdo;;他说，如果&ldo;只剩了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当时的战斗之作，就都好象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rdo;，有人评论前人文章总说&ldo;谁&lso;锋棱太露&rso;，谁又&lso;剑拔弩张&rso;，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rdo;。

〔59〕因此，鲁迅在编自己的杂文集时，常将与之论战的文章收入，就是要让后来的读者从&ldo;对比&rdo;中认识、理解他的文章，而我们也因此仿佛亲临&ldo;战场&rdo;，目睹了他当年的战斗风采。

请打开《伪自由书》，在我们已经读过的《不通两种》这篇杂文后面，就附录了两篇论战文章。

先是&ldo;因此引起的通论&rdo;：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的王平陵写的《&ldo;最通的&rdo;文艺》，文章一开头便说：&ldo;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rdo;，并针对《不通两种》中的批评，说：&ldo;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

&rdo;同时自己用&ldo;听说……&rdo;、&ldo;如果……&rdo;这类文字，暗示鲁迅写的是&ldo;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rdo;。

于是，就有了&ldo;通论的拆通&rdo;：鲁迅仍以&ldo;家干&rdo;的笔名写了一篇《官话而已》，首先指出王文将鲁迅为避开当局检查而使用的笔名公开，而且涉及《自由谈》的编辑，这&ldo;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