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ldo;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rdo;，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ldo;家不积粟&rdo;，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

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

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ldo;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rdo;。

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当然就是&ldo;反智&rdo;和&ldo;愚民&rdo;了。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ldo;国强民安&rdo;，而不是&ldo;国强民富&rdo;，所谓&ldo;安&rdo;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毛泽东：&ldo;百代都行秦政法&rdo;

战国时期&ldo;百家争鸣&rdo;，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ldo;亚圣&rdo;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

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他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

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ldo;王政之道&rdo;，孟子给出的答案是&ldo;耕者九一，仕者世禄&rdo;，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

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

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ldo;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rdo;。

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ldo;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rdo;。

他的&ldo;薄税敛&rdo;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

很显然，商鞅的&ldo;废井田，开阡陌&rdo;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ldo;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rdo;。

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ldo;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rdo;。

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用&ldo;狼藉&rdo;来形容。

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ldo;口臭三日&rdo;。

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ldo;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