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ldo;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rdo;。

77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

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

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ldo;桃花源记&rdo;的经济学诠释

公元184年，河北爆发黄巾军起义，继而引发公元189年的&ldo;董卓之乱&rdo;，从这一时间开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混乱和分裂时期，是为三国、魏晋南北朝。

这数百年间，出现了两大极致景象，一是国民思想的大解放，二是工商经济的大倒退。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20世纪初的民国初期，其共同的特征是，全数出现在中央集权瓦解或丧失的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宗教家。

与思想解放同时发生的是经济的惊人大倒退。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西汉，商贸越来越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

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一是货币无法正常发行。

董卓之后&ldo;钱货不行&rdo;，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

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顿丘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78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

以洛阳为例，三百多年间六兴六毁，繁荣转眼成空，与洛阳齐名的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

更为惊心的是人口的锐减。

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

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ldo;八王之乱&rdo;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

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长期的分裂战乱，在中华民族的国民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而根植下两个传统价值观：其一，&ldo;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rdo;，在政治上，呼唤大一统的独裁和集权统治;其二，在经济上，向往避世无争的小农社会。

这是两个看上去似有矛盾的诉求，最终却在明清两朝得以&ldo;完美&rdo;实现。

东晋文人陶渊明曾写《桃花源记》，讲一个武陵渔民误入桃花源，此地与外世完全隔绝，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居民甚至&ldo;不知有汉，无论魏晋&rdo;。

渔民告知外部世界发生的战乱，&ldo;皆叹惋&rdo;。

这篇散文写得十分优美，被列入后代的每一种教科书中，几乎人人读过，并以之为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不过，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诠释，结论却大有不同：桃花源村小民寡，是一个没有工商产业的农耕社会，物质条件非常贫瘠，而且，与外界没有任何的交通、资讯以及商品流通往来，因而，经济和文化发展彻底停滞。

陶渊明没有记载桃花源中是否有盐井，如果没有，则必须求诸外世，否则从生活饮食上无法解释。

因此，对桃花源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ldo;返祖&rdo;现象，若国民经济退回到桃花源的状态，则无疑是一次难以置信的反动，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