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后，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和屈辱当中。

在农村，农民住的一般是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低矮昏暗、空气混浊，在小窗户上代替玻璃的通常是牛尿泡。

许多农民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光着脚走路，能穿上像样的鞋的只是少数。

他们用厚麻布自己缝制粗糙的衣服，过冬时则在这种衣服的夹层中塞进一些什么碎屑以御寒，动物皮算是最好的衣服。

农民吃的通常是麸子和大麦，能吃到黑面包就是大口福了。

克瓦斯这种饮料对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原料，他们喝的克瓦斯常常像加了水的醋。

农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不吃肉的，因为在这种季节肉容易变质，又买不起较多的盐腌咸肉。

因此，他们在冬天宰牲口，在11月到3月之间有可能吃肉。

在这几个月中，各种斋期加起来有104‐105天，荤食期只有46‐47天。

再加上沉重的租赋捐税，农民很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饮食。

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既创造了财富，也增加了贫困。

弗列罗夫斯基指出：&ldo;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置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

能使工人成十倍地增加生产的劳动分工成为其饥饿、贫困、死亡的根源。

&rdo;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在俄国各工业省份中，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人中死1人，它不仅高出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死亡率，甚至也高出了俄国的平均死亡率。

在俄国的工业企业中，父权制式的关系甚至在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也都存在，工人处在不仅贫困而且屈辱的地位，他们的自尊心和美好感情的火花经常遭到现实生活的无情扼杀。

由于对生活的绝望，下层劳动群众的心理状态是得过且过，一有可能就酗酒消愁。

在有买酒钱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他们唯一的乐趣，狂饮成为他们麻痹自己、寻求解脱的手段。

酒成为一种能起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的东西。

巴枯宁曾说：&ldo;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

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rdo;

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的机会不多，这使酒对于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就要在只有木头长条凳子的劣等小酒馆里喝到失去知觉为止。

许多人甚至不惜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对酒的渴望。

城市下层劳动者也是这样，弗列罗夫斯基提到的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一对夫妻在皮鞋作坊干活，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之外别无他物。

丈夫在一个月内喝一次25戈比的酒，偶尔也喝两次，喝醉之后就把妻子揍一顿‐‐这就是他在一个月内的享乐和消遣。

而他的妻子生活中的调剂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挨丈夫一顿揍。

有许多工人在拿到工钱后马上买酒喝光，然后再以坚强的耐心拼命地干活。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不断散布流言，说劳动群众的酗酒是导致他们贫困和破产的原因。

但数字所证明的恰恰相反。

60年代，弗列罗夫斯基写《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农村酒的消费量是每个成年男人平均每周不到一杯，每个妇女每月不到一杯；在城市，成年男工每4天摊不到一杯，女工每周不到一杯。

而&ldo;受过教育的人&rdo;喝的是8倍于此的酒，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