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

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ldo;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rdo;‐‐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ldo;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rdo;。

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

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

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

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

他告诫政府：&ldo;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

……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

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rdo;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ldo;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rdo;。

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

据后者回忆：&ldo;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

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

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

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

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

&rdo;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认为，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社会将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上层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动。

以齐切林为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它在1861年后提出的新纲领与沙皇政权在1860‐1862年间执行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有关。

当时，政府迫于形势，既没有听命于反动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着手改革。

这种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并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沙皇政权是在认识到了农奴制的非理性和绝对专制制度的不公正之后而自愿进行改革的。

此外，在政府机关中确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他们懂得并且主张，在废除农奴制后仍有必要继续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