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思想界较为开放的气氛和推崇自由主义的时尚，自由主义思想在上层贵族中有了很大发展。

19世纪初，俄国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

例如，边沁著作的片断曾在内务部官方刊物《圣彼得堡杂志》上刊登，1805年又根据亚历山大二世的命令出版了两卷俄译本；1806年，内务大臣柯楚别依指示出版了西班牙自由主义思想家加斯帕尔&iddot;梅里希奥尔，德&iddot;霍维拉诺斯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的法译本。

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流传甚广，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iddot;奥涅金》中也可以看出，边沁、斯密等人是最时髦的作者。

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和斯贝兰斯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

莫尔德维诺夫追随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尤其崇拜边沁的学说。

他的经历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出身豪门，少年时曾同皇储保罗大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

1774年被派往英国伦敦学习造船，在那里一住3年。

他参加过多次远航，包括访问美国。

他还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和思想。

这个时候出版的亚当&iddot;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使他更广泛地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流派及其代表性作品。

他同边沁、斯密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保持着私人联系，常有信件来往。

莫尔德维诺夫热烈主张，不但要给贵族、而且也要给其他阶层以公民权利，首先是土地私有权。

他指出，私有权是&ldo;第‐块基石&rdo;，没有它就没有法的坚定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正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

在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后，他首先采取措施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

他认为个人不应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作出牺牲，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所有单个的人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可以实行特别民事法庭的制度。

他提议由政府偿还所欠的国内债务，以便使人们相信国家不会运用政权力量破坏私人利益。

莫尔德维诺夫很清楚，公民自由和私有权原则是不能够仅仅以君主的善良愿望来保证的，&ldo;一个君主无限的意志把这些东西给了人们，但另一个君主同样无限的意志能把它再要回来&rdo;，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愿望。

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形式肯定私有权只是在实现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

他坚信，俄国首先需要的东西是政治自由，只有利用这一手段才能争取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逐渐地解放农奴，给予他们以自由人的地位。

概括地说，莫尔德维诺夫把实行立宪制度放在优先于解放农奴的位置上。

在当时俄国条件下，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贵族代表机构来分享君主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

这种意见受到了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