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的活动方式实际上也仍然保持着传统习惯。

法律规定村长由农民选举产生并享有全部行政权，但村长准备采取的措施还是要按传统由村民大会同意后方能实行；而在村民大会形成决议时，村社中的长者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官方的法律对于村社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意义，村社中农民的相互关系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调节的。

例如，官方法律已确认了财产的个人私有制，而在村社中，农民对于其份地的关系只能是占有和使用，土地仍然实行定期重分的村社所有制。

改革之后，村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仍然包括了欧俄农村大约75％的居民和整个俄国约90％的农民。

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的情况下，村社无疑是俄国文化的重要基础。

一般的土地重分型村社由4‐80家农户组成，有20‐500口人，其境界通常就是自然村的境界。

这类土地重分型村社占全部村社的2／3。

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一个封闭的狭隘天地，另一方面又是使农民避免分化、维持自然经济的保证。

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在无数与世隔绝的村社之上，便是他们共同的&ldo;保护者&rdo;、权力无限的总的族长‐‐沙皇。

家庭‐‐村社‐‐国家，家长‐‐村长‐‐沙皇，在这样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原则是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纽带，而村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自17世纪以来，在农奴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重分型村社，就是专制国家的基础，农奴制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使村社在这方面的功能强化了。

村社是俄国农民的世界。

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村社中度过的，他们的意识也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

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

农民可以参加村社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绝对不能同村社对立。

俄国农民叹息道：&ldo;谁敢反对米尔呢?&rdo;违反村社生活准则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难以存在下去，他首先会受到嘲讽、蔑视、斥责等舆论的压力，其次有可能被驱逐出村社或送去当兵，最后甚至有可能遭受私刑或被处死，如果他犯了严重罪行的话。

个人对村社的绝对服从使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极不发达，并产生了对长官意志和&ldo;来自上面&rdo;的准许的需求。

农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为的主体，而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得到集体的认可，或者得到老爷、长官的许可。

即便是在造反时，他们也要打出&ldo;沙皇&rdo;的旗号。

在俄国农民的意识中，顺从权力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对于村长、调停官，农民是绝不敢得罪的，因为要是不听他们的，便会一辈子遭受报复。

按人口分摊的赋税可以由最低级的行政官员任意增减，进行不平均的分配，而农民交不出赋税便会受到体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