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启蒙和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是18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

思想家们为改变现实开出的药方是：普及教育，启发地主、官员和君主的良知，使他们自觉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则。

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时打出的旗号是&ldo;打倒地主&rdo;、&ldo;拥护好沙皇&rdo;，那么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农奴制的罪恶时也极少触及代表这种制度的&ldo;好沙皇&rdo;。

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

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

真正想&ldo;破坏&rdo;和&ldo;重建&rdo;的缘故。

他们中有一人曾说过这样的话：&ldo;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须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

&rdo;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相反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iddot;尼&iddot;拉吉舍夫（1749-‐1802）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

1749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

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了文。

1771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

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他就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

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ldo;专制制度&rdo;一词作了如下解释：&ldo;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rdo;，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

1773年开始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

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

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

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80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

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

他把自由称为&ldo;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rdo;。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