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

“中央文革”

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

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

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在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

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挣来的。

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

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这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

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机会。

母亲那时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经济如此之困难，营养条件又差，还要承担沉重的政治压力，往牛棚送饭，抄检查……还帮助父亲检查刻蜡板，多印几份，早一些解决问题。

那时，社会上的油印机是为造反派服务的，不可能借用。

母亲就用一块竹片削好，在蜡纸上刮，印出检查……母亲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

我那时在外地院校受影响较小，“文革”

后期毕业分配时，整个中国已经上千万干部被打倒，我就显得不孤立了。

父亲没有作结论，因此，也不能作为分配的依据。

后来我入伍参军，也是如此理由，让我过了关，所以我比弟妹们多了一种幸运。

不过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能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

以后。

“文革”

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

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件奇观。

因为父亲受审查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

自己又不愿做司令，拉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组一个战斗队，做一个袖章戴戴。

那时戴上这种袖章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

也羡慕家庭清白的同学。

因此，只能跟在这些组织的外围，瞎跑跑。

改革开放

直到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

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

。

“文革”

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