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他在这最后一次的谈话中，必然会从头至尾用感情来触动我，说服我带孩子回川。

随他怎样婉言软语，就是向我下跪，我也同样不会再回头了。

就这样，在自己的思想上作好准备。

果然，他从我们认识开始谈起，一谈谈到快鸡鸣。

他还提到：

“我们到日本的第二年，当你替革命党送一件公文去上海再回东京时，因路费短少，你在火车上整整挨饿了三十多小时。

我在东京车站接你下车时，你一句话都说不出了。

我从你的手势才知道你挨饿了，马上带你去中国餐馆。

你因为饿过火了，一碗面只吃两三筷子。

还有一次，我们在东京，因为大哥不按时接济我们，我们穷到买不起香烟，在半夜里你从垃圾盆里拣出香烟头拆开，用写字的水纸卷成二三寸长，给我过了烟瘾。

这些说明我们俩如何地恩爱……”

我想：“你现在晓得思爱了。”

当他谈到确是触动我感情的时候，我把牙关咬紧让它一溜过去，不让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停留，即使是一秒钟。

最后，他谈完了，看我不响，便说：“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说：“你的话我都听清楚了。”

他说：“那么，你到底怎么决定呢？”

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免得他纠缠，我立刻回答他：“你不愿意离婚，那么暂时分开五年试试看，谁的路走得通就服从谁吧。”

他如火山爆发似地猛然板脸站起来，把桌子一拍，高声嚷道：“我真想不到你变得铁石心肠了，硬到这种地步！”

我未言语，站起转身回到三楼往床上躺下，双手抱着头长叹一口气，觉得愁闷的心胸像拨开乌云，光亮从白云里透露出来了，反而舒畅安定了许多。

最后，他同意先分居五年，当众位朋友面前答应我的。

允诺每年给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共一千六百元。

看看今后各人的前途究竟谁是谁非。

但是这笔款子，我从未收到分文。

不几天，他带大侄女及前妻儿子夫妇（夏述禹与张映书）回四川。

我和双亲及四个孩子就从旧法租界大陆坊搬到蒲石路（现长乐路）渔阳里一号，这是一座旧石库门房子，是我二叔所租的。

他把楼下左厢房让给我们租住。

从此，放下了失去母爱的钊儿（大明），带着四个女孩和双亲踏上了为争取光明和为生活而奋斗的道路。

然而，在精神上我如脱离苦海似的顿然觉得非常轻松愉快！

记得迁居的当晚，我就吃了两碗饭和好几块母亲亲自烧的红烧肉。

这是1929年秋。

三、在沪正式离婚

1934年秋（民国二十三年）五年分居期满，夏之时来上海，住辣裴德路辣裴坊“沧州别墅”

。

有天下午约我谈话。

他以冷嘲热讽的言词对待我，想要我母女回川。

他板着脸问我：“五年来成就如何？感想如何？”

我正视他一眼说：“我有感想，很多的感想。

如我和一位军人结婚，如果他后来因战败成了残疾人，那我还要多花劳力多养活一人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