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

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

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

应该好好干一番。

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

我一笑。

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

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前面提过的卢玉质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中共华侨代表团的团长。

他曾多次资助革命。

他亦曾投资群益工厂。

因他思想进步，我俩成为姐弟似的好友了。

他的大女儿卢惠珍人极忠厚，工作积极，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博士学位。

先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现已在北大医学院离休。

我俩常有往来。

卢玉质先生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儿卢惠珍告诉我的。

交往进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现称淮海路）歧斋前楼。

后又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九十六号。

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

这时候，双亲与二婶不和睦，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也从渔阳里搬到霞飞路伟达饭店隔壁钱家塘平民区居住。

那里房东非常好，双亲生活习惯也和他们合得来。

房租又便宜，可减少我的负担，同时避免二老见着我的活动与经济困难而担心。

所以，没有接到一起住。

我和孩子搬到花园坊住下。

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

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

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

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

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

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三、在“九·一八”

事件时

母女参加示威大游行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连续发动围攻共产党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忽然进攻沈阳。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沦陷了。

“九·一八”

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爆发了大罢工、大示威。

我一面办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一面带着大女国琼参加群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