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发不长，我的头发长得很慢，这是我的一个大烦恼。

我坐在人民理发店的斜对面，坐在一家弹棉花的作坊门口。

我必须坐着，把旅行包放在脚边，这是代表我在歇脚，坐得光明磊落。

作坊里的工人弹棉花弹得很卖力，嘣，嘣，嘣，钢丝弦弹击棉花的噪音有点像我的心跳。

我不能在理发店门口徘徊，徘徊容易引起注意，我更不能趴在理发店的玻璃门上向里面张望，白痴才做那样的傻事。

我必须坐在斜对面，我坐着，看见人们从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对他们都有一种本能的妒意。

治安小组的王小改来得很勤，看得出来，他对慧仙心怀鬼胎，可是王小改就有这样的本事，明明心怀鬼胎，却能一本正经地走进去，谈笑风生地走出来。

船队的船民中，数德盛女人最爱跑理发店，德盛女人爱美，德盛又宠她，别人都省钱，去街头摊子上剪头，她舍得花钱，要赶潮流，偏偏又与慧仙亲密，坐到理发店，既要和慧仙说话，又要做头发，还要东张西望观察镇上时髦女人的打扮，她一心三用，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走的。

德盛女人一来，我就只好钻进棉花作坊里，去看工人弹棉花。

我坐在那里，心里怀着秘密，身体有时候发热，有时候却又冷又僵。

理发店是公共场所，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大大方方地进出理发店呢？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了慧仙，我坐在那里，比所有人想象的更温柔，也比所有人想象的更阴冷。

我被父亲监督了十三年，只有在岸上，我才能彻底摆脱父亲雷达般严酷而灵敏的目光，这是我最自由的时光，我却利用这宝贵的时光来监督慧仙‐‐不，也许不是监督，是守护‐‐也许不是守护，是监视。

无论是守护还是监视，那都不是我的权利，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养成了这个习惯。

进出理发店的男人很多，谁心里有鬼，我都看得出来。

我心里有鬼吗？也许有。

也许我心里有鬼。

每次上岸我都穿上两条内裤，防止不合时宜的勃起，害怕勃起，证明我心里有鬼，两条内裤就是罪证。

我心里有鬼，这使我胆怯，也使我紧张不安。

透过人民理发店的玻璃窗，有时候能侥幸看见慧仙的身影固定在转椅边，更多的时候，她白色的身影是在晃动的，我离慧仙很近，也很远，那距离恰好在诱惑我想象慧仙，这是我最害怕的事，也是我最享受的事。

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我想象慧仙。

想象她和店堂里每一个人的谈话，想象她一颦一笑的起因，想象她为什么对张三亲热对李四冷淡，她保持静止。

我想象她的内心，她偶尔走动，我想象她的腿和臀部的曲线，她的推子剪子在别人头上反复耕作，我想象她的手指如何灵巧地运动。

我不允许自己想象她的身体，可有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把想象范围局限在她的脖颈以上膝盖以下，一旦越过界线，我会强迫自己去看路边的垃圾箱，不知什么人在垃圾箱上写了两个字，空屁。

我怀疑那是对我发出的警告，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灵验的秘方，我对着垃圾箱连续念叨三遍，空屁空屁空屁，我性腺内的温度就降下来了，那种令人难堪的冲动便神奇地消失了。

五月里春暖花开，油坊镇上街边墙脚的月季花鸡冠花晚饭花都开了，人民理发店店堂门口的向日葵也开花了，我从店堂门口走过去，那硕大的金黄色花朵竟然在我的腿上撞了一下，就是那么轻轻一撞，让我想起了多少往事，是一朵向日葵在撞我，不是暗示就是邀请，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勇气突然从天而降，我提着旅行包推开了那扇玻璃门，走进去了。

店堂里坐满了人。

我进去的时候并没有谁注意我。

几个男理发师都在忙，没人招呼我，慧仙背对着门，正在给一个女顾客洗头，她的脸倒映在镜子里，我的目光在镜子里与她不期而遇，她的眼睛一亮，只是一瞬间，又暗淡下去，身子侧过来一点，似乎要仔细看看我，又放弃了，慢慢地扭回去。

她也许认出了我，也许错认了我。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我注意到店堂里有一个报架，一份几天前的《人民日报》被翻阅得皱巴巴的，精疲力竭地从架子上垂下来，我立刻决定利用这份报纸做我的掩体。

我坐在角落里，一直在调整我的脑袋与报纸的距离和落差，怎么调整也不稳妥。

一定是我心虚的原因，我总觉得慧仙在镜子里看我，我越是想表现得坦荡，就越是坐立不安。

其实我不知如何与慧仙相处，过去不懂，现在还是不懂。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跟她打招呼，以前在船队的时候，我从来不叫她的名字，也不敢叫她向日葵，我叫她&ldo;喂&rdo;。

我一叫&ldo;喂&rdo;，她就过来了，知道我有零食给她吃。

现在她变了，我也变了，更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