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7年1月间，刘芦隐从广州经香港到了上海。

我那时才23岁，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暗杀等工作。

我奉命去绑刘，在上海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因刘很机警，加上他的夫人华祝三见状除大喊大叫外，还把一大沓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她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ldo;绑匪&rdo;，死死揪住刘不放手，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我只好变绑票为公开逮捕。

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准备暗中杀害。

公开逮捕后，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头上，才引渡到南京。

由于是公开逮捕，不便杀掉，只能长期囚禁，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

解放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因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买巡捕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所以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

他不但认识我，而且对我的名字也决不会忘记，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不算太大的包袱，我一直背到我特赦之后才解决，虽是后话，也不妨简单先提。

仇人见面，冤家路宽喜相逢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后，1961年全国政协开大会时，刘芦隐果然没有忘记我，他要领导我们学习的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通知我到民族饭店去看他。

我答应了，并且马上作好思想准备。

我想他要对我责骂等等，我只要保持住不动手脚，态度和蔼，用舌剑唇枪反击过去，他也没奈何我。

使我意外地，我一看到他那满面皱纹和苍苍白发，一副受尽折磨的形态，与我绑架他时那倜傥风流的神情完全判若天壤，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颗黑痣，我真认不出是他。

一种内疚之心，立刻打消了我准备回击他的念头，我反而希望他骂我几句，消消他的多年怨气。

因为过去他是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而遭到我逮捕，这与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还是愿意他责备我一顿，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样之后，才改变我开始去见他的想法的。

更使我意外的是，他一听见有人告诉他我已到了时，他从房内走出，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

我赶紧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不知说什么好，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我竟脱口而出：&ldo;你比过去老了！

&rdo;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下见面，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

尽管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听这话，也只好用同样的话回答我：&ldo;你也不似当年那么年轻！

&rdo;话匣子便从这儿打开，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请我喝过咖啡，吃了一顿午点我才辞出。

取得这次经验，我才不再担心与他有相同情况的人会报复打击我，用我自己总结的话来解释是：&ldo;冤家路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