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夷夏之防，我们多半没有太好的印象，在我们记忆中，它是与狭隘、封闭、无知乃至莫名其妙的大汉族主义这样一些内容和形象联系着的。

鸦片战争以来，正是这种思维和论调，阻碍中国进步，造成诸多可悲可笑的情形。

然而这里面有一种语境上的天壤之别，却为今天的我们浑然不觉了。

亦即，同样是夷夏之防这个话语，鸦片战争后的使用，和明朝亡国后的使用，意义根本不同。

在后者，是与更进步的文明处在相背的方向；在前者，恰恰是要守住文明的水准和成果，不甘、不忍其发生滑坡与倒退。

这层意义，在吕留良那里不单被表述得非常明朗，而且也因着他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作为一种老话，夷夏之防在中国讲了二千多年，每遇外族入侵、民族危机，都会提出。

应该说，实在并不是新的思想。

但我们也知道，过去一经提及，总带着强烈的排外色彩，似乎只是一种民族情绪，有着不由分说、不问青红皂白的非理性意味。

吕留良爬罗剔抉，正本清源，真正廓清了夷夏之防的理性层次。

他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

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

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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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一段思想表达。

它有两处耀眼的亮点。

其一，明遗民们或曰爱国志士所忠者，并非君主，而是中华文明；皇帝的死不足论、不足惜，关键是中国是否将从文化昌繁而被拖向野蛮落后。

其二，尊夏攘夷，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绪，不是为尊而尊、为攘而攘；尊夏攘夷的本质，在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所谓&ldo;夏&rdo;者，文明也，所谓&ldo;夷&rdo;者，蒙昧也，亦即所反对的不是特定种族，而是&ldo;被发左袵&rdo;的原始与落后。

假如把&ldo;攘夷狄救中国&rdo;，换写成&ldo;攘蒙昧救文明&rdo;，我们对吕留良夷夏之防理论的真正内涵，便不存误解；根本上，它与我们今天坚持的去蒙昧、远离黑暗，更文明、向往进步，并行不悖、略无轩轾。

这彻底解释了明亡后浩大的遗民现象‐‐至少是其主流‐‐所包含的历史悲情。

首先，它肯定不出于忠君惯性；其次我们得说，它排外，但不盲目‐‐按当时历史与世界格局，很难以今日胸襟绳之，其存有一定民族与文化歧视色彩理当诟病，但在主要方面，的确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而植根于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和对文明方向的执着。

古代条件下，文明进步的脚步远比现代艰难，而文明遭燔毁之事则远较今日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