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时候，当他回忆起那些从大陆来的法国佬，和德国佬企图以巴黎的皮靴或柏林的长统军靴的沉重的脚步声来取代这些马刺的丁当声时，他不禁要鼻子发酸，马上转回身去埋头于他的公文了。

可是今天早上却不然。

今天早上他虎视眈眈地瞪着窗外，使劲闭住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如今显得都看不出了。

杰斯伯&iddot;奎格利爵士正满腔怒火，当然，他是独自在室内。

他担任着情报处法国科的首脑，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拥有对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国家的管辖权。

他的职责就是研究那个混乱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野心、它的活动，以及经常有的阴谋，然后将那些情况向常务次官做出报告，最终报告到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那里。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

那些条件是：他在外交界服务多年，成绩卓著，曾在除了法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他的政治判断一向合乎情理，尽管常有失误，但是照例与当时他的上级的判断一致‐‐这是一项极好的资历，是值得引以为荣的。

他错的时候从来没有错得众所周知过，他对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得令别人难堪过，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一项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与部内最高层人士中占优势的观点不合拍的意见。

他的妻子是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这位大使后来成为国务副大臣助理，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于1937年从柏林送来的一份备忘录，阐明德国重新武装对于未来的西欧不致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这份备忘录被忽视了。

战争期间，他回到了伦敦，当过一阵子巴尔于科科长，曾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哈依洛维奇及其契特尼克游击队。

当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听信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菲茨罗伊&iddot;麦克来恩的劝告时‐‐此人曾跳伞降落到南斯拉夫去过，他建议支持一位名叫铁托的倒霉的共产党人，年轻的奎格利便被调职到法国科去了。

到了法国科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吉罗德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大振。

要不是另一位长期住在伦敦并致力于筹组一支称做自由法国的部队的、资历较浅的法国将军的话，他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项良策。

至于丘吉尔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那个法国将军，则是哪个行家都猜不透的。

当然并不是哪个法国人都有多大用处。

谁也不能说杰斯伯爵士（他是因在外交界服务有功而于1961年被册封为爵士的）缺少胜任法国科科长的必备条件。

他天生不喜欢法国和同法国有关的一切东西和人。

由于戴高乐1963年1　月2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强烈反对不列颠帝国加入&ldo;共同市场&rdo;，杰斯伯爵士曾经与法国外交大臣有过20分钟的不愉快的谈话，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在敲门，杰斯伯爵士从窗口转过身来，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蓝色的薄纸，似乎正在那儿看这个文件，他说：&ldo;进来。

&rdo;

一个年轻人进来了。

他转过身来把门关好，走到办公桌bu。

　杰斯伯爵士的眼睛从那副半月形的眼镜上面望着他。

&ldo;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昨夜送来的报告，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一份从法国警方的高级侦探向英国警方的高级官员发来的非正式请求书，然后转给特警处的警官，认为应该予以考虑，当然又是非正式地转给年轻的外交部情报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