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对该起印度警方案件所知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了那对夫妻。

比方说，被起诉的绑匪的自白，孩子的年龄，进入孤儿院的时间点，据称伪造的放弃书，生父对相片的指认，将亚西拉夫交由他们家抚养的法律文件，诸如此类。

可是，他们仍然不信服，丈夫说：&ldo;要我们相信的话，需要有更多数据才行。

&rdo;dna证据或许是唯一能确定的方法，不过，那得让孩子接受验血，又要怎么跟孩子解释呢?而且，如果不符合的话，印度的那一家人要如何确定样本的采集是正确的呢?

必须采取过渡步骤，让这两家人相互联系才行。

可是，美国这对夫妻还没决定自己的立场。

丈夫皱眉表示：&ldo;我们要跟律师讨论。

我们必须为儿子着想，要是他发现了，不晓得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rdo;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没有蓝图可循。

劳乌发现，政府不太有意愿追查被窃儿童。

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道德的界限仍旧愈来愈模糊;不过，假使是美国儿童被绑架到印度贫民窟的家庭里养大，追诉时效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呢?

关于这点，《海牙跨国领养公约》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公约并未明确规定被绑架的儿童是否必须归还生父母，也没有考虑到那些不记得生父母的儿童在与生父母重逢后所遭受的冲击。

研究领养问题的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资深心理学教授罗内&iddot;霍克伯根（renéhoksbern）表示，那男孩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来历，但要等到将来才能告诉他。

霍克伯根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ldo;绑架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告知，但不是现在，那孩子年纪太小，不应该告诉他。

&rdo;他还说，同时，美国的养父母应该要联系印度的生父母，把孩子的消息和相片寄给生父母，以减轻生父母的悲伤情绪。

只要双方都认为彼此讲的是同一个小孩就行了。

不过，就是在这个关头，事情变得更混乱了。

我回到了金奈，在那次公园会晤的两个月后，依旧没收到美国夫妻的只字片语，他们不理会我后续发去的电子邮件，席娃嘉玛和劳乌心急如焚。

劳乌以哀求的语气说：&ldo;你见了他们，你跟我说他们人很好，你还看见我们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谈?我们知道他住在很好的家庭，也知道要他回来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起码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消息啊。

&rdo;

劳乌催我再发一封电子邮件给美国的那对夫妻，这封邮件描述了男孩身上的几个胎记以及一条小疤痕，我之前给他们看的文件未曾提及这些特征。

这天早上，我发现了收件夹里有一封回信。

养父回复说，他儿子身上没有劳乌描述的特征，并在结尾写道：&ldo;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请向那家人转达我们的慰问。

我们能体会他们所经历的，也明白这消息对他们而言会是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