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淡定从容的斯诺登有些怒不可遏。

他置生命于不顾，将一切置于危险之中，只为了将整个监控事件和盘托出。

他个人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各种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派出一名记者到香港来与他见上一面。

&ldo;我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打算将这个猛料交给他们，&rdo;他说，&ldo;可他们却连登上一架飞机都不愿意。

&rdo;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谴责的&ldo;敌对媒体军团&rdo;的做法。

但是事已至此，斯诺登和我都无能为力，无法挽回。

不过在中国香港我与斯诺登见面的第二天晚上，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让《华盛顿邮报》不辨是非、盲目支持政府的论调以及它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做法来影响世人对国安局和斯诺登的认识。

我很清楚，无论是谁首先报道此事，此人都将起到主导作用，并会影响到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我要和《卫报》一起承担起这个任务。

要让这次的报道产生应有的效果，那么新闻界旨在降低爆料影响、保护政府的潜规则就必须打破，不能继续遵守。

《华盛顿邮报》畏手畏脚，而我却要大胆行动。

因此我回到房间后就写完了那4篇文章。

第一篇是关于海外情报监控法庭发出的一道密令，强制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威瑞森公司向国安局提交所有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

第二篇文章根据国安局监察长在2009年的一份内部机密报告的内容，讲述了布什政府的无授权非法监听项目。

第三篇详细介绍了我在飞机上就读到的&ldo;无界线人&rdo;这种新型的监控工具。

最后一篇描述了我在巴西的家中首次了解到的&ldo;棱镜&rdo;计划，正是这一篇敦促我尽快将稿子赶出来，因为&ldo;棱镜&rdo;计划就是《华盛顿邮报》打算爆料的内容。

为了加快进度，我需要《卫报》即刻刊登这几篇文稿。

随着香港夜晚的临近‐‐也就是纽约的凌晨时分，我心急如焚一直等到位于纽约的《卫报》的主编们都起床，每五分钟就查看简宁&iddot;吉布森是否登录谷歌环聊，我们平时都用这个软件聊天。

一看到她登录上线，我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ldo;我们必须谈谈。

&rdo;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清楚通过电话或者谷歌环聊交流都不可能，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很不安全。

而我们又不会使用otr即时加密聊天，于是简宁建议我们试试cryptocat这种专门设计来防止监视的加密软件，这也成为我在香港期间我们之间的主要通信方式。

我告诉了她和斯诺登会面的情况，说我确信他的身份以及他所提供材料都是真实的。

我说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简宁对有关威瑞森公司的那篇特别感兴趣。

&ldo;太好了，&rdo;我说，&ldo;稿子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还要做些小的修改，那就马上改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