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激烈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ldo;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rdo;，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

布尔加科夫写道：&ldo;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

&rdo;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ldo;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

&rdo;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

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ldo;爱民主义&rdo;、&ldo;拜民主义&rdo;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

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

《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

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ldo;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

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

&rdo;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ldo;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

……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

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

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rdo;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ldo;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

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rdo;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

当时，他们用&ldo;美好的&rdo;、&ldo;强大的&rdo;、&ldo;健康的&rdo;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

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

《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

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

《路标》认为，10月17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

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