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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
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
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
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
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
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
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
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以前的事》 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二十一岁那年(1)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
当然,决不为此骄傲。
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
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
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
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
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
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ldo;午饭吃了没?&rdo;我说:&ldo;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rdo;她笑了笑。
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
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
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
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
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十号有六个床位。
我是六床。
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
&ldo;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rdo;五床说,&ldo;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rdo;三床就说:&ldo;得了嘿你有完没完!
死死死,数你悲观。
&rdo;四床是个老头,说:&ldo;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
&rdo;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ldo;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
&rdo;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