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ldo;向生活要艺术&rdo;。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

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

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

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

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

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

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

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

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

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

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

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

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

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

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

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

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

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

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

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