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臣的本份。

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

&ldo;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庇议细节。

&rdo;进一步说：&ldo;于&lso;孝悌&rso;二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

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

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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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ldo;义理&rdo;所能解决的，理学&ldo;罕言其利&rdo;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

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更为重视&ldo;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rdo;的格物致知认识方法。

曾国藩认为，&ldo;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

惠栋、戴震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rdo;这表明曾国藩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ldo;克己以和众&rdo;，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

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理学阵地，主张&ldo;一宗宋儒，不废汉学&rdo;，他认为：&ldo;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

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疏毕贯。

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能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rdo;。

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

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ldo;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rdo;，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ldo;日夜以诵之不厌&rdo;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ldo;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rdo;。

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ldo;济世&rdo;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他说：&ldo;窃以先哲纪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

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

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

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评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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