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

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

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

。

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

，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

。

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1，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

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

。

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就成不了气候。

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1王国维在光绪戊戌年为汪康年的司书，后入罗所办的“东文学社”

求学。

但是，尽管我长久以来弄不清罗振玉的底细，而罗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盘，却一直不能如愿。

在他最后败给郑孝胥之前，仅陈宝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难于招架。

在那一连串的、几起几落的争吵中，我自己则是朝三暮四，犹豫不决。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洋不出洋的问题。

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后，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

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

专门和我作对。

罗振玉这一伙人乘此机会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

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

，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

陈宝琛这一伙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

他们认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么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

倘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国内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会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以前的状况。

我对陈宝琛等人的意见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

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

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

七月间，张、吴两“大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