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在开始时是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古典进化论学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反对进化论学派的&ldo;传播学派&rdo;，弗洛贝尼乌斯就是该派的代表人之一。

1898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非洲文化的起源》一书，通过对非洲各地区物质文化的成分和起源的研究，提出了&ldo;文化圈&rdo;的概念，并把非洲各地区的文化划分为几种类型，例如西非的起源于东南亚的&ldo;马来亚尼格罗文化圈&rdo;、北非和东北非的&ldo;印度文化圈&rdo;、北非的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的&ldo;闪米特文化圈&rdo;，以及南非的产生于非洲本土的、最古老的&ldo;尼格罗文化圈&rdo;。

尤其是，弗洛贝尼乌斯也使用了文化有机体的观念，并明确地写道：&ldo;我断言，每一种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机体在发展，因此，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归于死亡。

&rdo;&ldo;文化在生活、分娩和死亡，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本质。

&rdo;文化绝不是人们、人民创造的，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创造者，不如说是文化的产物或客体。

&ldo;文化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出自己对于人的真正独立性……文化是自身发展的，与人无关，与人民无关。

&rdo;这些话语对于《西方的没落》的读者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几乎可以找到一字不差的斯宾格勒版本。

弗洛贝尼乌斯还提出了&ldo;文化心灵&rdo;和&ldo;高级文化&rdo;的概念。

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ldo;心灵&rdo;或精神，例如非洲文化若按性别可分为两种：&ldo;特卢斯（大地）埃塞俄比亚父系文化&rdo;和&ldo;赫顿（大地）哈米母系文化&rdo;，&ldo;特卢斯&rdo;意为从大地向上生长，&ldo;赫顿&rdo;意为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之中。

&ldo;特卢斯文化&rdo;产生于热带草原地区，其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有建在木桩上的水上住宅和水上粮仓，有腿的床等，他还说，这种文化的心灵像植物一样向上生长，如同人经过年龄等级在向更高的阶段成长一样；并且这种文化一直是父系的文化。

&ldo;赫顿文化&rdo;则产生于撒哈拉和北非，其物质文化具有一种钻入地下的意愿，比如地下住宅、地下粮仓、土制炉灶、阴间的灵魂观念等，因此是阴性的母系文化。

弗洛贝尼乌斯说，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ldo;形而上学&rdo;的差异，&ldo;特卢斯文化&rdo;的心灵的本质是&ldo;神秘的&rdo;，&ldo;赫顿文化&rdo;的心灵的本质是&ldo;巫术的&rdo;，而从它们两者的结合中，可以产生出&ldo;高级文化&rdo;的形式。

1920年，弗洛贝尼乌斯出版《派都玛》，扩展他的两种文化类型理论，并用&ldo;东方文化&rdo;和&ldo;西方文化&rdo;取代&ldo;哈米文化&rdo;和&ldo;埃塞俄比亚文化&rdo;，称前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ldo;洞穴感&rdo;、停滞、命运注定的思想，而后者的心灵（派都玛）的固有特征为&ldo;远大感&rdo;、发展、个人和自由的思想。

弗洛贝尼乌斯的这些思想在斯宾格勒那里也有所反映。

&ldo;文化心灵&rdo;和&ldo;高级文化&rdo;也是斯宾格勒常用的两个基本概念，只不过他对其作了更加充分的阐述。

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断定他是借用了弗洛贝尼乌斯的思想，但完全否定这种影响似乎更难以让人信服。

要知道，斯宾格勒似乎是一个不太知道感恩的人，在整个《西方的没落》中，他只感谢了两个人：歌德和尼采，而对后者，他还是非难多于感谢。

他的书中引用了大量同时代人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但他全把他们放在注释中简单打发了事。

对于弗洛贝尼乌斯，他还算客气，虽然引用之处甚少，但还是提到（仍是在注释中）他从后者那里借用了&ldo;洞穴感&rdo;的概念来描述阿拉伯心灵的原始象征；其实他用来描述浮士德（西方）心灵的特征的概念‐‐&ldo;远方感&rdo;‐‐也是从后者那里借来的，但他又一次忘记了感谢一声，哪怕是以注释的形式。

不过，以弗洛贝尼乌斯为代表的人类学&ldo;传播学派&rdo;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念更根本的影响还在于，它强有力地冲决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单一直线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模式，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排模式，确立了一种文化多元的理念，强调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独立自足性和独特价值，强调要以整体的观念从文化有机体内部来探寻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于某一种因果链条。

这一切也都是斯宾格勒的文化的比较形态学的基础。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斯宾格勒作为一位生命哲学家的方面。

其实，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他本人甚少使用&ldo;生命哲学&rdo;这个概念）是三而一的东西，他的历史哲学即是文化哲学，亦即是生命哲学，或者说，若将其哲学视作一个整体，则生命哲学的部分可以说是他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基础，虽然这个基础奠定得并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19世纪末，一种被称之为&ldo;生命哲学&rdo;的人文思潮已成蔚然大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等，皆以各自的方式倾诉着对生命和世界的感悟。

若用斯宾格勒自己的概念来说，他跟这些人应当是&ldo;同时代的&rdo;，这不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19世纪末，而是因为他们都禀承着同一文化阶段的心灵特质，这就是西方文化晚期或文明的青春时期的世界感受和生命的醒觉意识。

然则，斯宾格勒似乎并不把自己视作这些人的同道，在同代的生命哲学家当中，他只是比较多地提到了叔本华和尼采，但他对这两个人更多地是批评。

因此，对于他与同时代的种种&ldo;生命&rdo;哲学的关系，我们只能以&ldo;观相&rdo;的方式作整体的通观，视它们具有共同的浮士德心灵的&ldo;同源性&rdo;，至于他与这各别的生命哲学之间的直接承传或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