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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也就难以为用。
钱穆指出:“中体西用”
虽然是晚清士人的共识,但当时的人“实在也并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
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
故“西学为用”
其实也是不成功的。
而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既是体用皆空的重要原因,更造成思想上的激进。
钱先生观察到,晚清中国思想界正由专重经典转向积极入世,此时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进入,本易相投契。
但积极入世在知识上和思想上都应有更多准备,中国思想界则对此准备不足,“自己没有一明确坚定的立脚点”
,在西潮猛烈冲击之下,反而产生种种冲突阻碍,“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
。
[50]结果就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
的确,对中国士人来说,不过几十年间,就由文变野、由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到自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这中间的心态转变,必然是极其复杂的。
不过,中国士人得出必须学习西方的共识并逐渐以西方为本位,亦有其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
盖中国士人学习西方的最终目的,还不仅是要生存,而且是想要凌驾于西方之上。
这可以说是一种理学模式的反应。
陶希圣曾指出:“理学是什么?理学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而开创的儒学思想体系。”
[5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由理学家魏源最先喊出,亦良有以也。
这样的观念在从冯桂芬到孙中山这些人的思想中都占据重要位置。
冯在其名作《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详论中国自强之道,主张半数以上的士人都改从西学,其根本的考虑就是要“出于夷而转胜于夷”
。
冯提出的具体方法尤有提示性,他强调,学西方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
冯氏与反对学习西方的理学家倭仁的观念有同有异。
冯和倭仁都要攘夷,也都相信中国不患无才。
但倭仁以为只要发扬中国的传统学问,就“足以驾西人而上之”
,而不必“师事夷人”
。
[52]冯则以为,攘夷“必实有以攘之”
。
为了最终的“驾而上之”
,不妨先降格师事西人。
为此,冯将西方文化区分为礼和器两种不同类型:“用其器非用其礼也。
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53]冯氏之用是为了攘这个观念也为后人所传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就再三说到要凌驾于欧美之上。
理学模式中潜藏的这种有时并不自觉的关怀和目的感,与知识人当下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具体行为之间,不免存在一种心态的紧张。
中国士人既视西人为“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