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维护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击贵族力量。

大隋王朝的父子两代皇帝都为此殚精竭虑。

因为担心自己死后天下重新陷于分裂，杨坚晚年进行了几次政治大清洗，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

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领导层几次大面积更换。

由于杨坚猜忌过甚，手法粗糙，让许多人感觉刻薄寡恩。

上层贵族由此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却涌动着不满的暗流。

杨广明白父亲的苦心。

不过，在他看来，一个皇帝完全可以当得不这么辛苦、阴沉、劳累。

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完全可以更仁慈些、明亮些、优雅些。

即位后，杨广同样在削弱贵族势力方面花了大量心血。

与父亲不同的是，他认为，最关键的措施应该是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

承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隋朝初年的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

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平步青云。

那些世家大族世代把持着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出身贫寒的英俊之士绝无进身之路。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的情景比比皆是。

在即位之初的大业元年，杨广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的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

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的竞争性，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理性的产物。

这一制度启动了门阀贵族势力消失的大门。

大业五年，他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

，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的子孙不得再门荫得官爵。

相比父亲，他的手段当然更隐蔽，也更有效。

然而，打击贵族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

直接的后果是上层贵族分成了两派。

那些在新天子时代得到新天子重用的大臣们是坚定的保皇派，但是隋文帝时代的勋旧老臣及其子孙大多数已经成了杨广的坚定反对者。

因为不但他们旧日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被剥夺殆尽，并且子孙后代也失去了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的可能。

在社会上层暗暗酝酿着一股反对隋炀帝的势力，并且随着征高丽的失败，如同种子找到了裂缝，一下子钻出了地面。

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最怕的事还是来了。

杨广对贵族的造反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