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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鲍芙&iddot;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ldo;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
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rdo;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
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iddot;米哈依洛夫娜&iddot;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iddot;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iddot;米哈依洛夫娜说:
&ldo;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
我当时二十三岁。
&ldo;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
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ldo;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
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
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lso;修指甲术&rso;。
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
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
我立刻昏了过去。
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
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
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
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
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
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
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
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
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
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
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
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ldo;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
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
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
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
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iddot;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
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ldo;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