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

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

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

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支裂其体。

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

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召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不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

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9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

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

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

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

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发，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

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

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脱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

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

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脱走了。

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勉、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

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

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

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

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

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

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

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

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

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