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便开始绕着一个圈子运行，即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抽空听听收音机，试图从一波又一波充斥着连篇谎言、自我吹嘘和闪烁其词的消息中挖掘出一些真相来，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在欧洲反复地传播着。

安娜莉丝还不知道她的父母、兄弟以及她家的房子有没有出事。

德国人对克里斯蒂安桑的灾难保持着不祥而可怕的沉默，这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厄运已经降临到那块土地上，克里斯蒂安桑恐怕面临着一场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更加恐怖和悲惨的劫难。

这一家人想要毫发无损地从这场劫难中走出来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算用尽所有办法，也不可能躲过这可怕的打击。

安娜莉丝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沉着和大气面对着这场灾难，但是很显然，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担心我们俩都扛不住这种压力，不过最终还是挺过去了。

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们的感受，与苏联或者这片大陆上其他不幸的地方相比，我时常觉得克里斯蒂安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真实感。

那种龌龊、反动、残酷、在强大武力统治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允许克里斯蒂安桑体面、舒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几百英里之外安然存在的。

人的直觉往往是准确的，随后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预感，这似乎让我如释重负。

至少，事情变得很清晰了：两种生活方式不能共存。

因为没有人与我分担这种不安全和焦虑的心情，以致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可如今一切都找到了解释和理由。

现在无须再自我检讨或者担惊受怕了。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需要再去问任何问题了。

除了被动接受，我们别无选择。

可能我们也无须再去纠缠谁对谁错，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就像我们自己也变得不再重要一样。

唯一的问题，就像列宁所说，最后是谁征服谁的问题。

我们只要对自己的立场有清醒的认识就足够了。

甚至连我们的生命也不再那么重要了，世界再也不会围绕着我们个人的利益而转了。

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我们的生死也只会对我们在乎的事情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

我们只需要像最初的原始人类那样，团结其他人，做自己能做的事，同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少用说教和哲理来打扰我们的大脑。

我们去爱，我们去恨，就让一切到此为止。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家人。

我已经为安娜莉丝和孩子们定好了去曼哈顿的船票，5月4日从热那亚起程。

但我还不能送安娜莉丝走，她要搞清楚远在克里斯蒂安桑的家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也许会推迟她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