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放活微观，管制宏观&rdo;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

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ldo;放活微观，管制宏观&rdo;。

所谓&ldo;放活微观&rdo;，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ldo;如水归壑&rdo;的市场聚集效应。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

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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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欢迎，提出&ldo;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rdo;。

15他还建议齐桓公专门设立招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乘车者供给本人饭食，来三乘车者供给马的饲料，来五乘车者配备可供自由调遣的人员。

16从此，&ldo;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rdo;。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

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ldo;女市&rdo;），每一间有妓女（&ldo;女闾&rdo;）100人，共700人。

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

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ldo;祖师爷&rdo;，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在这种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可以想见齐国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的活跃，《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ldo;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rdo;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所谓&ldo;管制宏观&rdo;，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在农耕时代，对于国家的内政来说，最重要的商品当然就是粮食‐‐中国自古存在商品粮交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商品粮占粮食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

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认定，国君是否实行仁政，&ldo;什税一&rdo;‐‐只征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是一条铁线般的标准。

17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

这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ldo;什税一&rdo;要灵活和现实得多。

此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储粮制度，国家采购囤积了大量粮食，其数量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功效。

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纵粮价，严禁在饥荒之年利用粮食买卖欺压农民，粮价波动必须由国家掌控，在农耕年代，这一见解无疑非常重要。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

他曾举例说，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十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十倍。

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ldo;因天下以制天下&rdo;：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ldo;天下高而我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