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访作家时，我也请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门。

有一天，他在看过他的老战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后，回来气色很好地说，在柳溪家他吃了红烧鸡块。

还说，柳溪知道我来了，一定让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为我再做一次红烧鸡块。

这意料之外的邀请使我特别高兴。

我想也许我是幸运的，以当时我那普通编辑的身份，我没有领受名作家&ldo;清扫床铺&rdo;或者&ldo;整装看表&rdo;，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诚。

一路上我回想着她小说中许多好听的句子，诸如&ldo;我们花着社里的钱不能像拔着不疼的牙&rdo;等等，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她那大32开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

可惜后来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乱走。

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两扇紧闭的大铁门说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却怀疑那是两扇久已不开的大门。

郝主任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儿分明告诉我：敲吧，这门里定有平等待你的诚恳。

我拼命敲起来。

直到我扒着门fèng看见紧贴大门堆积着十几个肮脏的垃圾桶时，才说服郝主任这门肯定许久不曾开过。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饭桌旁认真等待。

小屋里弥漫着鸡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只砂锅，鸡块就盛在那里。

我对编辑工作渐渐认真起来，我不想说那纯粹是因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红烧鸡块。

我相信以诚相待的魅力，当年郝主任鼓励我拍门本身就是一种诚恳了。

这使我对自己在电车上的那份虚荣觉出了不自在。

第二次外出组稿在次年初夏。

这次的目标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区一个山野小县的两位作者。

郝主任从来稿中发现了这小县里两位作者的潜力，于是便生出找到作者与他们面谈的愿望。

我并不了解如今编辑们对于一般作者的组稿方法，只觉出郝主任的愿望委实有些崇高。

《花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少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

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路不太顺畅；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再买汽车票。

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

我知道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坚持要那男人让出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

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

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

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硬挤在那男人的身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道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肠寸断。

有一段崎岖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体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跳，而我们的头顶就险些与车顶相碰。

这种古怪的形体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

那原是一个欲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瞬间的心理感受。

而笑的本身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

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ldo;猫耳朵&rdo;，请我们吃一种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

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深受感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具体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