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

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ldo;公车上书&rdo;的开始。

&ldo;公车&rdo;，古代指&ldo;官车&rdo;。

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ldo;递送&rdo;。

后来就以&ldo;公车&rdo;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

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ldo;信访&rdo;的最高机关。

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

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ldo;士人干政&rdo;当做一种&ldo;大逆不道&rdo;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ldo;请愿书&rdo;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ldo;争相看阅&rdo;，观者&ldo;莫不嗟悚&rdo;‐‐嗟，感叹；悚，恐惧。

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ldo;公车&rdo;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ldo;串联&rdo;。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ldo;公车&rdo;们几乎全部上阵。

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ldo;造反&rdo;的策源地，是出&ldo;仁人志士&rdo;的地方。

个中原因，梁启超讲得明白：&ldo;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

&rdo;（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iddot;专集之一》。

）‐‐真是绝妙的分析。

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ldo;革命斗士&rdo;就当&ldo;绿林大盗&rdo;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

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ldo;革命&rdo;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熏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赞助&ldo;革命&rdo;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ldo;继之&rdo;。

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ldo;公车&rdo;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ldo;面容凄惨，垂涕陈情&rdo;，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

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ldo;公车&rdo;们扬言要&ldo;抬着棺材去孙家&rdo;，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