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逐渐庞大起来的教民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和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庙的公产：土地。

教民也要有一个集体活动的场所。

教民和村民经过协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庙产38亩，教民分得3亩。

这个协议由梨园屯乡绅主持签署。

但是，当教民们开始盖教堂的时候，矛盾发生了：教民们有破坏或者拆除玉皇庙，扩大盖教堂土地的企图；同时，不信教的农民们普遍地认为，那些教民们私分了洋人们给的银子，个个因此发了财，于是，他们坚决反对盖教堂。

他们的公开口号是：以汉教战胜洋教。

什么是&ldo;汉教&rdo;？农民们说不清楚-农民们也没有愿望把属于自己的&ldo;教&rdo;弄明白，他们原本也不是因为&ldo;教&rdo;的不同而愤恨的‐‐由最细微最实际的利益矛盾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争斗，最后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政治冲突，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农民骚动千年不变的轨迹。

帝国农民的精神首领从来不曾是&ldo;教&rdo;而一直是&ldo;人&rdo;，是那些在乡村里被称之为&ldo;首领&rdo;、&ldo;村首&rdo;或者&ldo;士绅&rdo;的人。

这些人是农民，但绝不是&ldo;佃农&rdo;。

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好的良田并且出租土地；或者他们就是乡村里的&ldo;知识阶层&rdo;，有能力包揽乡村中的道德评判和是非定性；还或者他们既不认识汉字也没有土地，但他们强壮而蛮横，是村庄里正常生活秩序的认定者和执行人。

以上这些人，是帝国农民中日常活动最活跃、思想和行为最危险的一个小小的阶层。

如果没有洋教的入侵，帝国农民中村首们的日子是美妙的。

清末，内外交困的帝国政府让庞大国土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现了政权的空白。

县乡里甲等权力机构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管理复杂危险的村野事务，于是把维护地方秩序、处理乡民纠纷甚至催纳钱粮租税的权力&ldo;下放&rdo;给了乡村里的士绅村首们。

这些掌握着农民命运的乡村士绅们与官府衙门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文字契约的默契。

帝国政府从不鼓励官吏下乡，认为县衙门的官吏往往会激化矛盾而容易产生民变。

县令三年才会到他的那些村庄巡视一回，而每回也就是在村庄的会所里抽上一袋旱烟。

帝国农村里的士绅村首们组成的权力机构，被帝国农民们称为&ldo;二衙门&rdo;。

洋教士和入教的中国农民们首先触及的正是这些士绅村首们的利益，因为已经拥有一些&ldo;权力&rdo;的教会在乡村里的某些利益的分配上和士绅村首们的利益相重叠了‐‐因为洋教会已经侵入了士绅村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

冲突因此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帝国北方乡村戏文中唱的那个主角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