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后，我就一心一意投入社会活动和培养孩子。

一方面努力奋斗谋求生活；另一方面是想为革命做些事。

但和夏之时分开后，除随身衣着和几件普通手饰外，无其它的物件。

一时也找不到职业，凡属夏之时方面的亲友，我又绝不愿前去告助，所以，生活与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就开始当当卖卖了。

平常当、押都是父亲去的。

在国内进当铺比在日本的时候还要紧张，因为在那里身处异乡，谁也不认识无所谓“面子”

、“里子”

的感觉。

而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趋炎附势的地方就不一样。

记得有一次，孩子们学费付不出，我拿了一包衣物去当。

一路上濛濛细雨，走进押头店的时候，怕丢面子不好意思进去，好像偷了东西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心一阵跳，脸一阵红，踌躇不前，四面张望一下，趁没有人看见时，才三脚两步慌慌张张地往当铺店堂里一钻。

只见里面穿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幼不少，也有穿着比较整齐的，都挤在高柜台下面，每人把东西高高举起，嚷着“当”

一元、两元、三角、五角不等。

也有人在争多嫌少。

只要物主同意当价，当铺伙计就会这样喊叫：“x字x号xx东西当价xx元！”

账台上就照写一张当票交给物主。

我边等边偷看柜台旁边隔开的敞地上，那里就像摆地摊一样，有人在拣收当押进来的东西。

正看得出神，柜上人高声问我：“喂，你要当吗？”

我把包袱递上去，他翻来复去看过后问我：“你要当多少？”

“五十元。”

“顶多三十元。”

我无可奈何，只好当了三十元。

大家瞥了我一眼，似乎羡慕我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

这时候，我又一阵脸热拿了钱和当票就往皮包里一塞，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次缺少伙食费和另外一笔费用，临时吩咐国琼把她学习不可缺少的大提琴拿去押当，她看了我一眼穿上大衣（那时她才十五岁）去了。

她回来时说：“押店柜台真高，我人矮小好吃力，把琴提上去了，戴大眼镜的老头儿，伸头瞅我几眼间‘小姑娘你要押多少钱？’我没哼声，给了我这十几元。

妈妈，是不是太少了？”

（把大提琴押掉后，看她样子很心痛，我也后悔，设法即速把琴赎回了。

）父亲说：“满好我替你们去，也许可以多当几个钱。

当铺押店里的人心顶黑。”

我问父亲：“押头店和当铺到底有什么区别？”

父亲说：“上海当店分两种，大的叫当铺，本钱多，房子大，为了防火，用石头砌成大院，后面是老板的住屋，前面开当铺。

一进门有座大屏风，上面写个‘当’字。

当铺年息一分八厘，也有一分六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