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遇重大的事情上身，总是告诉女儿们，让她们知道而受教育。

这件事我也告诉了她们。

现在国瑛女告诉我，她还记得这件事。

第二十三章革命活动

一、资助、掩护

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

——一是营业“红”

，二是革命“红”

。

支持出狱后的宋时轮同志宋时轮（又名张子光）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从广州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到达上海。

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经济又十分困难，同时又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密切注意。

约在1935年秋（详细年月日记不清了）锦江开门不久，有天宋时轮持其同狱人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来“锦江”

找我。

我吩咐服务员，请他上三楼二十一号房间。

他穿件中式灰色长衫，我将服务员支开。

他见无旁人，即将信递给我。

我拆信知悉了他的情况，并猜想李堂萼一定是郑德音介绍我去申请入党的那位联系人李同志。

就请他坐一会儿，未及敬茶我就急忙去办公室取出一笔现款交给他（数目多少不记得了），他接过款子和我握手告别。

我问他：“还有什么事？”

他说：“没有了。”

我说：“祝你顺利！”

当时为防止出事，未送他下楼。

我转身站在窗口伸头下望，见他出了店门，无人盯梢才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杨帆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当年，他到沪后托田云樵同志带信要和我见面。

我请杨帆、田云樵、李亚农几位同志到上海华龙路新租的公寓住处便餐，当时潘汉年、宋时轮同志是自己来的。

宋时轮同志一进门便热烈地和我握手问好。

入座后，他兴奋地边喝酒边说：“董先生你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记得吗？”

“记得！

但是很大是说不上。”

彼此把过去的这件事略谈谈。

那天我们的会晤、喝酒、吃饭、聊天，大家情绪激动、高兴，有胜于久别重逢的亲人！

后来宋时轮同志亲自到锦江川菜馆来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