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案例和“金案”

有相似之处，亦有相异之处。

相同之处，一、都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二、其实质的表现则为“新”

“旧”

思想的冲突。

这不是简单的是非题。

新的未必好，旧的也未必坏（反过来亦如是，并非一切旧的都应该坚持）。

《史家陈寅恪传》的作者汪荣祖就有这样的见解：“前清维新健将如康有为、严复等都被视作顽固人物。

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论断。

维新家的思想不一定比革命家旧。”

【46】他把陈寅恪的思想趋向归结为“吸取新文化，折衷旧文化”

。

认为，正是因此，陈氏的史学，“卒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

相异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上。

现在只比较“逆徒”

对老师的态度。

章太炎是：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

梁启超是：你不认我，我照样尊敬你。

金应熙和梁启超比较相似。

据说，他在“大字报事件”

过后，曾向老师长跪请罪，并且看得出来，在金应熙的晚年，他是抱着“补过”

的心情去“深研”

义宁之学的。

但不论怎样，有理也好，没理也好，金应熙当年（一九五八）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批评老师，总是不该。

而且据说他在一篇批陈的文章中，说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

，认为是一种“反动”

，这就更加接近于先扣“帽子”

的“打手文章”

了。

“熟悉金应熙的人都认为金其实是个大好人，无架子，心地很好”

【47】，这么一个大好人，怎么反而会对老师如此粗暴（文字上的）？我最初读到“金叛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