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友情的交往。

为什么我说是佳话呢？因为我想到《三国演义》里羊祜和陆抗的故事，传为千古以来的美谈，徐、罗之交，也有这样的意味。

我是从两个故事都有“送药”

之举而联想到的。

读者请毋说我是美化的附会，诚然，二十世纪的香港和三世纪的襄阳，无论在任何方面都不相同，羊、陆和徐、罗的处境和形势亦全然相异，似乎不能相比，但是，两者毕竟也有相同之处。

羊祜和陆抗是处于敌对的阵营，而互相信任和尊重，而有所交往，对方送来的酒和药亦照服无疑，但又不失自己的原则与立场，真正是“其争也君子”

。

那段时期，罗孚是属于中共的阵营，徐复观是属于反共的阵营，在思想上可说是针锋相对，然而能互相聆听彼此相反的意见，坦诚相往来，试问与羊、陆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交往，难道没有可以相媲美的地方吗？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只能在香港发生。

在那个年代，这种交往，如果在台湾，就会被送去火烧岛，如果在大陆，就会在政治运动时期，成为一种“罪状”

而被批斗。

事实上，在纯红纯蓝的两个世界，是不容对方有立足之地的。

但在香港，却可以容许各种政治颜色的存在，并且互相对照和接触，认为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就是香港可贵的独特之处。

复观先生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同样足以亲显香港这个殖民地的特性。

那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创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没有查证当时香港有没有这一类以学术文化政治思想为主旨的综合性高水准杂志，但我相信这可能是最早出现的一本。

已结成在《徐复观先生传略》中概括《民主评论》所走的路线，这样说“从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层面反对马列主义，出版初较重政治评论，到五五年前后则渐渐转向专谈文化问题”

。

他又总结徐先生在《民主评论》所发表的文章的路向，“除了评论时事外，着眼处大要有二：一是提出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常道的重要性；二是阐释民主精神与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本精神可以相通的地方”

。

这个总括是确当的，也标示了《民主评论》在当时文化荒芜的香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

有名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是在《民主评论》发表的。

牟宗三先生说：“民四十至民五十，十余年间是《民主评论》之时代，吾与唐君毅先生许多关于中国文化之文字皆在《民主评论》发表。

去障去蔽，抗御谤议，皆徐先生之力。

那时新亚书院初成，极度艰难，亦多赖《民主评论》资助，此亦徐先生之力。

所谓新亚精神实以《民主评论》之文化意识为背景。

人不知此背景，新亚精神亦漫荡而无归矣。”

徐、罗交往固然只可以在香港发生，《民主评论》之在香港出版，亦有其时空的特殊意义，为什么要选择香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香港更适合。

在是时中国人社会中，香港比之大陆和台湾，在文化、学术、思想、政治等问题的探索上，拥有更大的自由。

同时，在香港发表什么言论，刊出什么文章，在大陆和台湾的上层人物及党政机关，都可以立即读到，或者，会由他们的驻港人员，即时向上反映，在港的左右中各派人士，亦会有立时反应，不过更重要的，是香港自四九年以后，即成为海外华人的文化输送中心，在香港办刊物，可以通达到世界的华文读者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