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一人在香港，工作生活都压力重重，婚姻眼看无望，精神苦闷无处宣泄，一个人能承受的极限在哪里呢？那时她妹妹少棠听说也面临离婚困境，有一个哥哥在厦门，一个妹妹在澳门，似乎都没有密切联络。

我说你去厦门住一段时间，看看那里的医生，她不置可否地走了。

事后我问过一位做社工的朋友，我不知道像少芳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请政府部门想想办法，也算救一个人。

社工朋友说：在香港，除非一个人的精神病有伤害他人的危险，才可以强制她进医院治疗，否则别人无能为力。

我心想少芳没有本事伤害他人，她最多是伤害自己而已，因此也没有任何人能让她进医院。

少芳再找我时，竟已经结婚了，她的婚讯没有公开，只说和一位离婚男人在上海登记结婚，有时候她到上海去见他，有时让他到深圳来会面。

她说：“他来回的机票和酒店食宿都是我给的。”

后来又特别声明：“虽然是夫妻关系，但我们在一起也没发生什么事的。”

仿佛夫妻在酒店里同床共枕倒是一件羞耻的事了。

她还是多疑，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就连她丈夫，她说：“他一到深圳就问酒店房间里有没有窃听，你说他会不会是安全部的人？”

我对于她的疑问，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唯一能做的，只是劝她看医生，而每次这样说完，我都告诉自己是多余的。

然后有一天，突然收到同乡会一张讣告，说君少芳女士因患白血病突然去世。

我拿着讣告上楼，只觉指尖冰凉，脚步都有点虚浮。

我至今不太相信少芳是患白血病去世的，其实在她多年如此不堪的日子里面，早就隐伏了她的结局，她在这个悲惨人生，是只有一条路好走的：那就是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

我没有参加她的丧礼，多年来我已经很抗拒去参加朋友、尤其是曾有深交的朋友的丧礼。

至今在我的印象里，少芳还是那副瘦瘦的容颜，浅浅的笑，她的目光幽深无底，她的无语凝视都是对世道人心的诘问。

双　翼

李秉仁办《书谱》

湾仔天乐里口有一家天乐餐厅，现在仍是食肆，却已屡换招牌了。

一九七四年夏天一个下午，我和李秉仁兄在那里喝下午茶，随意地谈到了书法，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因此就有一本书法杂志《书谱》出版了。

那时我在一家报馆担任副刊编务，工作上的需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

那几年认识了许多华侨朋友，李秉仁是其中的一位。

他偶然给我几首旧体诗，有时代转来梁披云老先生（澳门归侨总会会长）的近作。

旧体诗在香港读者相对地少，副刊上只能偶然用一点，他也不见怪，还是照样把得意的近作拿给我，不在乎哪一天能够在报上刊登出来。

记不起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第一次见面就牢牢记住了他的姓名与容貌。

因为姓名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只差一个字，容貌则有点像一位同事。

他个子不高，神情内蕴，常常像带有点忧郁，但他的诗，却常表达一种怡然自得的心境。

他一谈起印尼峇里岛，就禁不住赞美，似乎有一些青春往事令他思念。

给我的印象是：说话不多，是个很随和的人。

那天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书法，好像是他问我在香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碑帖。

那时国内的出版物凋零，我感慨地说，现在要买碑帖，只能买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了。

都很无奈。

我们又聊到办杂志。

那时的文化人，常有好好办一份杂志的心愿，但限于没有资力，往往是说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