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道教在唐代虽然成为正式的宗教，并与佛教具有同时的政治地位，然自南北朝以来，道、佛两教的争竞，其势仍未稍戢。

当初唐之际，互争尤烈，如史称唐初三教之争云：

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高祖（李渊）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道士刘进喜问沙门惠乘曰：悉达（释迦）太子六年苦行，求证道果，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经（佛经）曰：求无上道。

又曰：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以此验之，道宜先佛。

乘曰：震旦之于天竺，犹环海之比鳞洲，老君与佛先后三百余年，岂昭王时佛而求敬王时之道哉?进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灵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也。

乘曰：按七籍九流，经国之典，宗本周易，五运相生，二仪斯辟，妙万物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宁云别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无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谓道。

车胤曰：在己为德，及物为道，岂有顶戴金冠，身披黄褐，鬓垂素发，手执玉璋，居大罗之上，独称大道，何其谬哉!进喜无对。

已而太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偏析其要。

帝悦曰：三人皆勍敌也。

然德明一举辄蔽之，可谓贤矣。

遂各赐之帛。

这是初唐开国时期，宗教在御前辩论的第一回合，参加主要的对象，是道、佛两教的重要人物，但其结论，却以儒家为主的陆德明作了公允的评判，而且最后折衷，归之儒理。

后来开始道、佛两教剧烈争竞的人物，虽然阴由宫廷的推波助澜，而主使其事，当推太史令（类似现代的天文台长等职）傅奕为主：

武德八年（乙酉）太史令庾俭，耻以术官，荐傅奕自代。

奕在隋为黄冠（道士），甚不得志。

既承革政，得志朝廷。

及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颇闲历学，奕举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请除释教事，十有一条。

疏奏，不报。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后七上疏请除罢释氏之教，词皆激切。

后付廷议，宰相萧瑀斥奕为妄，且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

高祖复以奕疏，颁示诸儒，问出家于国何益?时有佛教法师法琳，作《破邪论》二卷以陈。

是岁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将兴内难，傅奕毁佛益力，乞行废教之请，高祖因春秋高而迟迟未决。

及法琳等诸僧著论辩之，合李黄门《内德论》，同进之于朝。

帝由是悟奕等誉道毁佛为协私，大臣不获已，遂兼汰二教，付之施行。

五月辛巳，诏书有云：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止，供给衣食，不令乏短。

其不能精进无行业，弗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

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教法，违制之坐，悉宜停断。

京城留寺（佛寺）三所，观（道观）三所，其余天下各州，各留一所，余悉毁之。

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内难，高祖以秦王为太子，付以军国政事。

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诏。

由此可见道、佛两教的争竞，在初唐高祖时代，已经牵涉到宫廷内幕的大案，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

二、唐太宗与道佛两教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到了洛阳，忽然对道、佛两教的地位，下了一道制立宪法式的诏书，又引起佛教徒的一次抗议，结果无济于事。

他的诏书内容与事实经过，如史称：

帝幸洛京，下诏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

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

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

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