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八万两银子的&ldo;通过&rdo;

同治年间，云南爆发了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

云南地方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才重新稳定了局面。

其间，行军打仗、造桥铺路等军费开支，一直没有向朝廷报销。

光绪八年（1882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决心要解决久拖不决的军费报销问题。

他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了一个官员去办理，这个官员叫崔尊彝。

崔尊彝是云南省的粮道，掌管全省的粮食收支，负责军粮筹措。

云南局面稳定后，崔尊彝又兼任了云南善后局总办，负责战事的善后。

军费报销的任务，顺理成章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崔尊彝感觉到这个任务很艰巨，他又拉了一位官员帮忙，这个人叫潘英章。

潘英章即将升任云南省永昌府的知府，当时正在北京办理手续。

所以，崔尊彝就拉上潘英章帮忙一起办理报销。

崔尊彝先让潘英章在北京展开公关活动，后来亲自北上，千里迢迢从昆明赶到北京，展开工作。

他可不是空着手到北京去的，而是携带了巨款，一共是十万余两白银，银子汇到北京城的天顺祥、乾盛亨、百川通等银号，作为公关费用。

而这笔巨款，是崔尊彝从云南省的官库里提取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崔尊彝此次北京之行定义为，一起由云南省授意的、当地官员亲自执行的、动用公款的政府公关行为。

有人可能好奇了，政府公关需要花费十万多两银子吗？又不是违法乱纪的报销，而是正常的军费报销，需要花这么多钱吗？崔尊彝拿着白花花的银子，要向谁展开公关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清朝的报销制度说起。

清朝财政高度中央集权，地方政府财权非常有限，除了官员俸禄等极少数事项可以自理外，其他事项都要向朝廷报销。

报销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地方政府提出申请；接着是朝廷的户部、工部等相关部门，主要还是户部，对地方政府的申请进行审计；如果审计后没有问题，户部就同意报销，交皇上审批；皇帝签字同意，户部给申请的地方政府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算结束了。

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审计。

户部通不过，账就报不了，而且官员还可能受到处分。

那么，谁在主导户部的审计呢？理论上说是户部的官员，包括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和主事在内的各级官员。

但是，这些官员要么不懂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要么懒得去管具体的事务，他们几乎从不埋头去做业务工作，只在最后的报告上签字。

客观上，财政工作千头万绪，专业性非常强，同时朝廷官员财政工作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各种惯例、做法错综复杂，根本就不是读四书五经、在户部当个年就调走的文官们能搞清楚的。

所以，承担具体工作的是下面的书吏。